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如奴役他人的自由即其一例。

我怀疑，如果社会制度减少了我们自由的总量，那它是否还是合理的呢？但是很多社会制度虽然剥夺了某种个体或群体的自由，却仍然为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自由的最基本意义乃是个体或群体的行动不受外在的控制。它因为只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且仅仅是自由也并不能给予社会什么崇高的价值。

自由对于很多好事情都是必需的；而好事情也都是从享有自由的人民的行动、欲望和信仰而来的。大诗人给予社会以光明，但人们却不肯确信；社会之所以会产生伟大的诗篇，乃是因为没有法律阻碍它的缘故......虽然自由本身并未构成社会福利的全体，但它对于这些福利的绝大部分是极端需要的；而且自由又极易被人愚蠢地加以限制，以至我们很少能夸张它的重要性。

在许多不同的自由中，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分类方式。第一种是国家、国家之内的社群或个人所享有的自由；第二种则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自由。不过后一种自由的界限永远不能划分得很清楚。

个体自由是与社会自由相对的，在过去它是自由的最重要部分。但在现代的世界中，除非作为团体的分子，个人就很少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因之社群自由问题便较个体自由的问题来的更为重要了。

18世纪时，很多人都信仰“人权”，也就是个人的权利，但对于和政府或大多数人的目的相矛盾的组织的权利却不予维护。虽然现在个体自由已比较没有以往那样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依然远过于人们所了解的程度之上。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个人发端的，但在极权国家中他们都不可能产生。伽利略受了异端裁判所的虐待，可是若与现代极权国家的虐待方式比较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并没有被处死，他的著作也没有被焚毁，而他的门徒也未曾受到清算。

在苏俄，虽然名义上有工会的存在，实质上它不过是政府的一部门而已。它绝没有罢工权，而集体要求增加工资更是不可能的事。相反地，在西方国家，工会逐渐获得了自由，而几乎成为独立的力量。显然，工会的力量，正如主权国家一样，应当受到若干限制。但现在西方已大体承认，像组织工会这一类社群的自由及允许它们做广泛的集体活动，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自由的主要内容了。

一个健全而进步的社会需要兼有中央控制与个体和团体的创发力；没有控制便会陷入混乱，而没有创发力便会陷于停滞......在我们的复杂的世界里，没有政府便不可能有成果的创发力，但不幸得很，失去创发力政府也同样无法存在。

政治自由包括两个不同元素：一方面，无论何处，如果需要一个共同决定时，这决定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决定；另一方面，无论何时，如果可能避免的话，应该有避免共同决定的一切准备。

在今日的苏俄，这两者都是渺无踪迹的。做共同决定的不是多数人而是统治集团。有很多的事情，若在比较自由的社会中只要给个人处理就行了，可在苏俄却被认为是公共决定的事。

政治自由不存在的地方，便会出现有权利的集团是能够阻止或惩罚一切对它自己的批评的。

过去一般人习惯地认为在完全的“放任”制度下，才有最大的经济自由，但逐渐地，人们在这一方面的见解改变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谋杀与盗窃的自由，但绝大多数人都了然，如果罪犯毫不受限制的话，那么我们宁可要更少的自由......其实经济自由的正确意义并不是让任何人在经济园地内做任何他所喜欢的事，而毋宁是使人从经济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显然地忽视公共的利益。实际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守法的，并且愿意工作，那就决不能让他挨饿。“放任”不能保证这种结果。人们曾希望社会主义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对它的摧毁竟然远比资本主义最残暴的时代还要厉害。

享有无限权力的人们，即使不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必然将扩展他们的信条和偏见，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短暂时期中，它才不会牺牲无权者的利益而壮大自己。关于这点，苏俄也同样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

文化自由最初虽然只对少数人是重要的，但最后对整个社会却有极大的价值。从公的观点上看，文化自由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方面，一个人不应因持有或宣扬某些异于政府的见解而遭到不幸；另一方面，教育不应使受教育者失去其本身原有的思考能力。

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而且，再也不会有什么新思想需要予以惩罚，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惩罚的新思想了。

如果谁能想象苏俄政府犹如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政府一样可以持续三千年的话，显然，在此期间俄国是永远不会有重要的新思想发生的，三千年后西方的考古学家研究俄国一定像他们现在之研究南海的岛屿一样：他们看到许多处早已不存在的古怪的过去遗物。

一个如此遭受奴役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时表现出统一的力量，但很快地，那些还保有文化创造力和科学进步的能力的国家便必然会超过它——那就是说，如果还有任何这样的这样的国家存在的话。